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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字化管理的困难与“农本工商末”然而，此时的困难在于如何有效的获得财政收入。由于井田制已经取消，方方正正的地块在市场交易的情况下逐渐变得不规则和零碎化，增加了土地测量的难度；至于测度土地上的产出，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成本过于高昂，从而无法执行。另外，此时单位面积的土地产出非常低，劳动力比土地更为稀缺，价格也更高。

我们看一下中外高技术企业的股权变化。苹果的股权分配，最初是投入知识产权和资产的乔布斯占45%，最后他是0.45%。华为的股权分配，最初是投入资产的任正非占80%，现在是1.4%。计算所公司最初投入知识产权的科技人员的股权包含在计算所的股权中，但股改后，随着计算所股权的归零，也被归零了。柳传志没投入资产和知识产权，最初是副总经理，占0%，股改后他的股权不断增加，现在是15.9%。一个没投入知识产权和资产的公司高管，拥有那么多股权，这在中外高技术企业中是很特殊的。

再与天津相比。天津2017年的GDP总量为18595亿元，上海高出天津11539亿元，是上海与北京GDP差距的5.4倍。尽管如此，天津与上海的最低工资标准的差距并没有北京大，天津2017年的最低工资标准为2050元，上海仅高出天津370元。

更重要的是，随着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劳动者与之相关的“五险一金”等社会保障水平也会随之提升。人社部2017年的调整失业保险金标准指导意见明确，逐步将失业保险金标准提高到城镇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的90%。目前，已经有一些省份应声而动。比如，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已对外发布，从2018年5月1日起，广东省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标准由现行规定最低工资标准的80%，提高到最低工资标准的90%。

继美国电动汽车公司特斯拉此前宣布在上海投资设厂后，美国最大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日前也宣布将在广东建设大型独资石化项目。外资的选择，印证了我国扩大开放的成效。“面对新挑战新变化，更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把中国经济真正推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说。（参与采写：袁军宝、魏一骏）

由于种种原因，国家和社会的收益可能发生冲突，国家汲取资源的制度安排可能会阻碍社会的经济增长。然而，如果国家维持这套制度的净收益为正，出于利益的考虑，阻碍社会经济增长的制度安排就被锁定了。只有当这套制度运作的成本上升，或者收益下降，导致制度的净收益下降时，制度变革才有经济上的动力。